食物援助的定位與出路

文:陳之翰、葉兆輝、吳雯賢、鄧立名

根據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通過的成果文件,各國在消除絕對貧窮方面(為「千年發展目標」(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) 2000至2015年的首要項目),已取得重大進展。中國亦全力推展扶貧工作,於1990至2011年期間,國內貧困人口減少了4.39億,為全球滅貧作出巨大貢獻。而2015年訂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(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),減少貧窮仍然是首要任務。

低收入家庭面對糧食不安全風險
香港的貧窮情况,令人憂慮。根據《2020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》,本港的貧窮人口在各項政策介入前多達165 萬,整體貧窮率為23.6% ,即每4 名市民當中,便有一人相對地活在貧窮線之下。世界銀行的「絕對貧窮」(absolute poverty)標準是每天收入2.15 美元(約16.8 港元),以維持基本生存所需。本港沒有採用此標準,反而採用「相對貧窮」(relative poverty)概念——以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50%定出貧窮線。

在貧窮環境下成長的小朋友,不但「輸在起跑線」,而且在生活質素及生涯規劃上也面臨多重難關。一些低收入家庭甚至面臨糧食不安全的風險,未能提供足夠、安全和有營養的食物給予孩子,影響他們的身體成長,實在需要正視和處理。

得知低收入家庭糧食不安全的情况,社會各界於過去10 年開展不少食物援助工作。不論政府組織,還是部分地區志願團體,均提供食物銀行、派發熱飯等服務。筆者還記得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,一些教會和慈善組織會向有需要人士派發乾糧、奶類製品。

港躋身先進地區行列 需深思援助服務定位 
本港的經貿狀况持續增長,人均生產總值(GDP per capita)於2021年更達到接近5萬美元(約39萬港元),水平跟西方先進國家如加拿大和澳洲相若。究竟食物援助服務在此水平應該怎樣定位、未來的出路應是如何,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
(1)滿足溫飽
因本港貧富懸殊問題嚴重,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增加速度,顯然比高收入人士為低。在過去3年的COVID-19疫情中,10%最高收入者與10%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差距,由疫情前的逾33倍擴大至逾46倍。

另外,去年政府凍結最低工資,維持時薪37.5 元水平,預計至2023 年才調整至40 元的水平。惟這數年來的物價因疫情而上升不少,可想而知,低收入的工作人士生活質素必定大受影響,其面臨糧食不安全的風險亦大增。

2)改變求助者的心態
據研究顯示,食物援助服務除了可解決果腹及減輕使用者的經濟壓力外,同時亦加強他們對社會服務的認知,能夠在有需要時向有關服務機構尋求協助,進一步擴闊他們的支援網絡。在此,筆者倡議有需要者應主動尋找幫助,這並非鼓勵他們產生依賴傾向,而是讓他們透過得到援助後,得以獨立,重新再出發,甚至以過來人身分,更加有效地幫助其他弱勢群體。現在有些人因個人面子或標籤等緣故,不願尋求幫助,選擇獨自面對困境,繼而對自己和家庭造成傷害,實屬不明智之舉。

3)運用大數據精準扶貧
筆者建議可以按照最新的人口統計和貧窮人口資料,精準地安排提供食物援助服務的地區,從而增加有需要人士可以接觸服務的機會,及促進服務的便利性。

現時一些派飯服務只集中於深水埗地區,惟根據貧窮人口地區分佈數據,不少人聚集於北區和西北區,但該區現時的食物援助服務仍不足。服務的地點需要調整,使食物援助產生最大的成本效益。

(4)增加工作機會、改善待遇 
筆者在此強調,食物援助應是一種過渡性質的服務,令有需要者得到適時幫助。長遠而言,對服務使用者最有效的,是給予他們合適的工作機會和合理薪酬,讓他們能夠自給自足。

食物援助不止給予食物 亦送上關愛
本港貧窮人口超過165 萬(政策介入前),當中包括不少低收入家庭及長者。疫情下經濟環境的不明朗,導致不少市民遇到失業、減薪及開工不足等問題,需要節省不同開支以維持基本生活需要;但是房屋、教育及醫療等支出難以減少,他們唯有選擇削減食物開支,吃少點、吃便宜點,情况令人非常擔心。這種情形下,食物援助服務需求持續增加。

此時此刻,在困境中,食物援助服務不單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食物,同時亦送上一份關愛,讓他們感受到社會沒有遺忘他們。這正正體現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口號:「Leave No One Behind.」當然,如果本地經濟環境和就業情况得以改善,食物援助服務需要適當調整。

 

原文 刊登於 2022年12月20日《明報》